我常常怀念三十年代求学时的清华，因此很有兴趣地读了新出版的鲁静、史睿编的《清华旧影》。
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的现象。人老了更觉自己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还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个“昔不如今”论者，但坦白地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
我在清华八级毕业，但在校的时间只有两年。由于插班三年级，除了学习物理、数学两系的课程之外，我还选修了其他系的课程：有作为第二外国语封·斯泰因教的德语和作为第三外国语王子一教的法语和张申府教的形而上学。书中写到的这两系之外的老师和校友，当时除金岳霖在我转学清华前在上海时就相识，其他全都没有接触。读《清华旧影》后我的感受肯定不如其他同学。但是我还是喜欢这本书，它使我想到那时校园中做学问的气氛。那时清华大学确有好几位可以称得起“大师”的学者。在书的扉页上引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仅仅这一句话，这本书就有一读的价值。
当然大楼还是要有的。特别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研究和教育，需要先进的设备。但是没有大师就确实算不了真正的大学。一个大学请不到大师，培养不出大学问家，是值不得夸耀的。重官重商不重大师，是办好大学的致命伤。
当然大师不是随便“封”的。我们中国不应妄自菲薄，也不应妄自尊大。毕竟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我们中国人。
1938年1月初，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准备迁往昆明时，校内有些党员认为抗战期间到远离前线的云南是逃跑主义，主张抵制。当时我在长江局青委任书记，青委委员中有蒋南翔、杨学诚两位清华同学。我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大学不应中断。于是长江局派我去长沙，说服那些同志支持这次内迁。三校到昆明后，就改称西南联大，这是一件与清华校史有关的事情，在这里我顺便作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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